在幼儿园，我所看到的：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进我国各种类型的幼儿园，从幼儿园课程的视角看，大凡有许多共同之处。
1、尽管理论界不少人士大力倡导活动区活动，几乎没有幼儿园废除过集体教学活动，相反，绝大部分幼儿园在集体教学活动方面都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
2、大部分幼儿园都安排了活动区活动，但是不少幼儿园的活动区活动被异化、被滥用了，活动区成为了教师有明确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的一种形式，成为了结构化教学活动的补充，“主题背景下的活动区活动”就是被异化、被滥用的一例。
3、由于倡导“园本课程”，许多幼儿园都在编制和实施自己的课程。其实，这些幼儿园编制和实施的“园本课程”，充其量只是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课程或资源的拼凑，至多不过再稍添加一些自己编写的内容。
4、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被不断地要求通过反思以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但是，由于课程本身的品质问题，教师的反思只是在微观的技术层面上进行，而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
近五六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我观摩过许多所幼儿园，看过数以几百计的教育、教学活动。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居然有相当高比例的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对幼儿的发展和社会是无益的，或者是有害的。这一发现，让我一再向全社会疾呼，要将“真、善、美”给予孩子，要追究不负责任地随意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的社会责任。这一发现，也让我坚信我一贯的主张，即不要让所有的幼儿园教师都自己去编制课程和设计教育活动，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以此作为评定幼儿园等级的标准和要求，其危害性就会更大。
在我国幼儿园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教学活动
我经常被人问到我们应该向外国幼儿园学习些什么，却几乎没有被人问到过外国的幼儿园可以向我们学习什么的问题。去年，安徽《现代幼教》的编辑张亚军先生出人意料地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即时的应答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国外幼儿园需要向我们学习什么，因为我不是外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了外国的幼儿园，至少让我体会到在我国幼儿园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教学活动是我国幼儿园的一大特色。有时，我真的会为我们的幼儿园教师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使一大群幼儿那么快乐而又有效地进行学习而大声喝彩，根据我的经验，那些西方国家的教师不会做。最近，我听了一个资深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报告，她认为有效地开展集体对话活动，是她所有做过的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研究。”
其实，我的这一想法由来已久。
一次，我在美国的梦菲斯大学参加国际研讨会，满座的学者们观看著名人类学家托宾拍摄的中国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的一个片段，这段录像引起了几乎所有参会者的好奇和喝彩，并当场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当时最为强烈的感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同样放映这段录像，是会受到质疑的，因为当时的学者们都倾向于儿童自主的活动，不喜欢集体教学，在那个年代，我在美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都难以向他们作任何的解释。在以后的年代里，不少的西方人变了。
又有一次，我在美国加州的一个示范性幼教机构观摩，一位美国的教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集体教学活动。我看了这个活动后的结论是，我国水平最差的幼儿园教师也能这样做。当然，我后来马上取消了我自己一刹那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我不太明白美国幼儿教育的背景，我不该枉加评论。
还有一次，在意大利布列瑟侬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主题发言，会后，全美早期教育协会（NAEYC）当时的执行主席玛丽洛主动与我作了交谈。她曾问我，中国幼儿园教育中富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我毫无讳言地对她说：集体教学活动。她认为在发展幼儿园课程中价值的多元性和文化的适宜性是非常重要的；她赞扬中国幼儿教育中富有特色的方面；她强调中国幼儿教育不要去追求西方人的价值，只是去借用西方的课程。
我经常会这样想，既然集体教学活动在我国幼儿园教育中受到大家的青睐和重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深入研究，总结经验，相反，生怕被人批评为“理念不先进”呢？牧童园服
专业人士才能有效地做好专业的事情
我接触过许多位幼儿园特级教师，她们都是实施集体教学活动的高手，我观摩她们组织和指导的集体教学活动，是在欣赏艺术的层次上进行的，我羡慕这些名师带领的孩子，有了这样的启蒙教师，真是他们一生的幸运。我从这些名师的身上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集体教学活动是（中国）幼儿园教师的看家本领”，这句话搏得了她们中大部分人的赞同。
尽管我始终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和对待这些幼儿园名师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她们有能力在完整意义上编制幼儿园课程，我也从来没有相信她们有能力设计好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我将这样的话告诉了这些教师，她们是认同的，我能感受到她们的认同并不出于她们的过分谦虚，也不出于他们生怕得罪于我。
我多次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课程专家的工作，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是幼儿园教师的事情，不要将两者错位了，这就好比大楼的设计者是工程师，大楼的施工者是工人一样。让工人去设计大楼，大楼是会倒塌的，因为工人的专业不是大楼设计；偶尔也有少量的工人会做点小设计，但是决不会是大工程的设计。幼儿园教师在实施课程中，对课程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少数确有水平的教师还可以有些“创生”，这样做都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是将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搞错了，人人都去创编课程，那是会出问题的。“将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去做”，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有效地做好专业的事情”。教师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教育、教学，这是别人不会做的，是别人做不好的，是不应该由别人去做的。教师不将这些事情当作为自己必须做好的事情；或者不全心全意地去做好这些事情；甚至放下这些事情不去做，反而去做那些不该自己做的事情，这就有点奇怪了。
权利与责任
这几天，我又一次仔细拜读了台湾学者欧用生教授的大作《课程典范再建构》，这本书是欧教授数年前赠送给我的。记得那年，欧教授邀请我赴台讲学，一路数天，我们俩人就课程改革的诸多问题作过倾心的交流。欧教授是台湾地区课程改革的领军人物，他对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感悟是深刻的。
台湾学者欧用生教授在检讨台湾校本课程时曾指出：“任何改革都有其深层结构的改革，学校本位虽然强调自主，但自主要自律；强调增权，但必须有能！权责相符，必须负绩效责任，否则以‘学校本位’为借口，可能先陷入‘陷阱’而不自知。”（欧用生，2003）
近二十多年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尊重幼儿园和教师的自主权利，具体表现在强调幼儿园课程的多元化、自主性和开放性。这样做，在理论上为的是实现解放人性的理想，给予儿童和教师以自由，这与浪漫主义取向的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在实践中，为的是使幼儿园课程能够适合不同背景的幼儿园，也能够适合不同状况的幼儿。这样的导向本意不错，用心良苦，但是却导致了不少的问题。
权利与责任是紧密关联的。没有权利的时候，教师想要有权利，改革者会呼吁将权利给予教师，道理很简单，没有权利，教师有可能陷于被动的状态。但是，一旦给予了教师权利，他们就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而负责任不仅要有勇气，要有动机，要有激情，更要有能力，如若不能负起责任，或负不起责任，有可能使课程实施陷于更糟糕的状态。糟糕的课程以及糟糕的课程实施过程，非但不能解放儿童，而且会给儿童带来诸多损害。
在幼儿园，我曾经看到教师最初以极大的热情自己创编课程，自己设计活动，日长持久，渐感力不从心，心力憔悴，普遍产生了职业倦怠。
在幼儿园，我经常看到教师实施的教育活动，有的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有的在倡导尔虞我诈，有的在传播错误的概念，有的在散布离奇的幻想，有的在褒扬与中国大陆国情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的糟粕，还有的在贬低中国大陆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些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教育活动中，“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在幼儿园中，幼儿园课程被污染的状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让人担忧的程度了。
在幼儿园，我也看到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园长捧着他们自己创编的“园本课程”，沾沾自喜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成果。我实在不愿去伤害这些已经有过太大付出的园长们，除了极少数太不自量力，目空一切的人。在我的心里，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我只能用欧教授的“可能先陷入‘陷阱’而不自知”的话作为评价。
……
多元化、自主性和开放性并不等于随意性，衡量幼儿园课程和教育活动优劣的准绳依然是其品质，而不是“是否与别人不一样”。而今，不少人热衷于赶时髦，喜新厌旧，要么去追求“原创性”，要么去盲目引进，却把原本一些很有价值的、经由千锤百炼的课程内容丢弃了，导致了幼儿园课程和教育活动劣质化的趋向。劣质的幼儿园课程和教育活动给幼儿、幼儿的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是损害，甚至可能是灾难。
结束语
我并不是在给当今幼儿教育的现状抹黑，我只是想提出当今幼儿园教育中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和教育活动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工作，获取此种权利的人（编制课程的课程专家和实施课程的教师）要分别负起社会责任。一个和谐的社会，应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没有责任感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的程度就会缩减。在课程改革中，要把握住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不要因为强调改革理念中给予教师权利，结果丢弃了社会的责任。
（作者：朱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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